「愛」字背後的艱辛

 作 / 楊愛程博士

我母親在我的名字中間放進一個「愛」字,因為她說主耶穌的全部教訓,歸根到底,就是一個「愛」字。直到今天,在我成為基督徒之後,我才真正明白了這個字所包含的屬靈真理。我珍惜母親給我的這個名字,不僅因為我最瞭解母親對我無保留、無條件的愛,更因為我過早失去母親的愛。經歷了難以盡述的歷史變故、困苦艱辛、逼迫與屈辱之後,我的母親在那場「史無前例的」動亂中離開了我們。當時我只有十三歲,正是需要母親教導呵護的年齡。母親的逝去在我心靈中造成的衝擊,無異於一次劇烈的大地震–生命的基礎坍塌了。從那以後,我的生命中不再有溫馨,不再有光明,也不再有無微不至的愛。我的名字中間的「愛」字,變成了一個令人難堪的諷刺。

毫不誇張地說,我經歷過人類過往三千年的所有生活型態,也經歷過除了戰爭之外的所有境遇。雖然我父親在民國時期是公務員,母親是教師、校長,但當我在 1950 年代中期出生時,父親已經在千里之外的勞改農場服刑,因為他拒絕與新政府合作。母親也失去了教學工作,被遣送到父親的老家,一個大西北偏遠閉塞山區的貧窮山村,從頭學習務農。那裡的生產方式是自從我們的祖先發明了鐵器以來,從來都沒有改變過的,我從小就能熟練地使用鋤頭、鐵鍬、鐮刀、斧頭、石杵等工具,因為技術含量低,只要不惜體力就很快學得會。

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中,我剛中學畢業,就跟當時所有的「知識青年」一樣,被送到農村去接受「再教育」,而我去的地方是藏族遊牧民族部落,那裡的牧民仍然像數千年前的老祖宗那樣「逐水草而居」,每年搬三次家,住在黑色的牦牛毛織成的帳篷裡,外面下大雨,裡面下小雨,煮飯用的燃料就是曬乾的牛糞。我在那裡生活了差不多三年之久!

我經歷過「大躍進」、「人民公社」、「反右派」、60 年代初的「大饑荒」、「文革」…… 甚至 1989 年的六四運動。

在我三、四歲的時候,母親就被關在縣城裡的「學習班」接受「思想改造」,當時父親還在勞改農場,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我就成了孤兒,幸好還有哥哥和姐姐們照顧我,才有倖存活下來。在 1959 年開始的「大饑荒」期間,我們肚子餓了不是回家吃飯,因為家裡沒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,我們只能去野外尋找野草野菜來充飢。我跟短宣中心的同工們分享這段見證,並演示如何吃野菜之後,他們送了我一個美名:神農氏!

我母親就是在「文革」中經受了太多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打擊,於 1968 年猝死的。她離我而去的年代,整個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是以「恨」為軸心來運轉的。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上,到處都在展示著對「階級敵人」的「深仇大恨」,而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十惡不赦的「階級敵人」。我和我的家人在那個年代所受的各種逼迫和歧視實在是難以盡述。

在「改革開放」的時代,我總算有機會參加高考,上了大學,並且拿到了學士、碩士和博士學位,開始在大學裡擔任教職。那時我似乎對國家重新有了信心,準備安心教書培育下一代,為國效力。可以說,如果沒有 1989 年的「六.四」民運,我肯定不會離開祖國,成為一名「海外遊子」的。對於那個民運,三十多年來已經有很多論說,大家觀點各異,在此毋須贅述。我個人只認定一個看法:古往今來,無論中西,不同的政見都是在所難免的,但國民之間應該心平氣和,就理論理,就事論事,絕不應該動用武力解決政治爭議,這應該是現代文明國家的共識。

眼下面對席捲全中國,乃至全世界的「新冠病毒」,人們都感到無助和難過。這讓我不禁想起母親靠著信仰帶領一家人度過難關的往事。那時,正值「三年困難時期」,天災加人禍,釀成了中國大地上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災難。在最困難的 1960 年,一連幾個月我們只能靠吃山裡的野草維持生命。那時候,因誤食毒物而中毒致死的事時有發生。我母親每天在禱告中祈求上帝,靠著信心的力量帶領一家人度過困境。那時她唱得最多的讚美歌出自《哈巴谷書》第三章第十七、十八節(因為她在我耳邊唱了無數遍,所以那歌詞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,直到三十多年後,我在 UBC 校園裡參加查經小組活動時唱出來後,才在別人的幫助下查到了出處):

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,
葡萄樹不結果,
橄欖樹也不效力﹔
田地不出糧食,
圈中絕了羊,
棚裡也沒有牛。
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,
因救我的神喜樂。

但願同胞們,包括國家的領導人,在遭遇患難時能夠放下驕傲的心態,謙卑下來,尋求那創天造地,掌管萬有和人類歷史進程,體恤人的軟弱,供應我們一切需要的獨一真神耶和華,俯伏在祂面前,切切祈求禱告,才能蒙祂垂憐、賜福,神必定會幫我們渡過眼前的患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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